中午时分，马来半岛霹雳州，晴日高空，酷热无风，方圆十余里的锡矿产区中，一群头上裹着红色头巾的女工参杂在密密麻麻的华人苦力中，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

大陆华人下南洋初期，矿场中的劳工全部是壮年华工，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势力参与锡矿开采行业，锡矿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为了减少矿场经营成本，控制锡矿产区的华人帮派首领们一方面加强了对普通华工的剥削，增加了华工每天工作的时间，而且在华工完成规定的开采任务后，矿场区的华人首领们还从洋人那里引进鸦片，然后配合矿区中开办的赌场、妓院一起，诱使华工吸食鸦片以及参与赌博、瓢伎，进而将华工获取的工资重新赚回他们手中。

另一方面，为了直接减少华工工资支出，帮派首领们把目标对准跟随家人下南洋的妇女、孩童，他们以远低于成年男性华工的工资招聘华人女工和未成年孩童，然后安排女工、孩童与成年男性华人一同工作，并没有因为他们工资微薄而减轻女工和孩童的工作量。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腥的，受制于满清政府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大陆地区充裕的年轻劳动力成为了累赘，并且由此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那些在大陆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却成为西方列强和南洋华人帮派势力眼中宝贵的人力财富，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甚至是南美洲刚独立不久的秘鲁，都从大陆地区大量引进华工，然后把他们当做牲畜一样压榨出海量的利益。

充裕的劳动力或者说是人口红利成了其他国家带血的利益，连带着南洋的华人帮派势力也趁着机会从同胞身上赚取了血淋淋的利益，进而凭借赚取的资本完成了身份阶级的改变，成为凌驾于普通华人之上的垄断买办阶级—甲必丹。

南洋甲必丹亦或是南洋富商，从民族感情方面来说，无论是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还是霹雳州甲必丹郑景贵，都是压迫同胞的残酷帮派势力头子，

首先是被俘虏后主动投诚的霹雳州甲必丹郑景贵，他在霹雳州直接控制面积方圆约为一百七十里，控制区内掌握大小锡矿场四个，种植园面积四十余万亩，伎院、赌场、鸦片馆二十多家，手下打手近两千人，

是霹雳州内仅次于霹雳苏丹的武装势力。

近两千人的打手和帮派人员是郑景贵控制霹雳州华人的核心力量，而作为一支实力不弱的武装力量，每年直接或者间接死在他们手中的华人不下百人。

每天一百多人的华人死亡数量中，除去帮派内讧，一小半的华人死亡数量要算在郑景贵和他手下打手的身上。

而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虽然在后世名声较好，但是在他起家的初期，同样是通过开设赌场、鸦片馆等方式积累出起家的资本。

郑景贵和叶亚来在马来半岛势力深厚，虽然他们的做法不符合汉国政府的理念，但是出于国防军在南洋地区的利益考虑，梅东兴仍然接受了郑景贵的投诚，并且把霹雳州作为出访的第二个目的地。

头上戴着红头巾的一个中年华人女性身上背着洋泥，她身后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十二三岁的童工，三人一步一趋的弯着腰朝锡矿产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