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指出，梅东兴等人虽然早年起义造反，但是他们到了安南以后，不再与满清朝廷为敌，也没有回到大陆地区从事叛乱活动，现在满清国事艰难，国家不宜多树强敌，应该主动与汉国修补关系，放弃一直敌视海外华人的政策。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嵩奏称: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梅东兴所部不如，

“梅东兴所部早年不过太平军一残部，带领数数千流民、青壮，驰檄文，败敌将，法国人行迹狼狈，被梅东兴所部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据点，进退两难，而堂堂天朝上国，诸多文武大臣以老成持重为托词，不敢出兵与法国人交战，虽然表面有说辞来应对安南政府，但是怯弱畏惧至此，难道不怕亿兆国民和太平军余部耻笑吗？”

主战派官员的建议，毫不意外的遭到清政府的驳回，而像唐景嵩一样，在奏折中言行过激的官员，则以不体朝廷苦心，思虑不当的说法，遭受一番训斥后，以考察安南局势的名义，发配到局势危机的北坂地区，任其自生自灭。

满清政府对外屈膝退让，对内残暴压迫的本质，在镇压太平军起义后的几十年中，越来越显露无疑，先是在远东方向步步退让，致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沙皇俄国吞并，接着小小日本也上来打脸，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随后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以“抚恤”及支付“修道、建房”费用为名向日本侵略者赔偿50万两白银，同时，

和约中竟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的自欺欺人之语。

稍后几年，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群岛，满清政府未言一语，于当时的满清政府而言，本土的官兵刚刚经历国内战争，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日本方面实行维新改革不过几年时间，如果两方交战，日本必败无疑，结果满清政府尚且不敢出兵应战，其懦弱无能之举可见一斑。

从雄据中亚的沙皇俄国，到兵少国小的东瀛岛国，再到侵略安南的法国，满清政府一直秉承的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在与南美汉国取得一场场对欧洲白人的胜利面前，刺痛了一部分有良知的大陆华人的心，自从满清朝廷明令驳回援越抗法的奏折建议后，不断有沿海地区青壮奔赴北坂地区，投奔南洋军团而来。

3月15日，两广人庞振云带领200民装武装，抵达下龙港，3月17日，广东民团教头胡昆山携带快枪17杆，民团勇壮140人投奔南洋军团，3月20日，广西帮派武装头目朱冰清、思州贡生李唐相继带领200到300不等的青壮，越过安南边境，进入南洋军团控制区。

到了三月下旬，仅仅从大陆地区投奔而来的华人武装数量便达到了2000余人，再加上梅东兴动用搜集到的资金，大力在安南、南洋等地招募的士兵，南洋军团正规军人数恢复到5500人的大编制，同时装备老式德莱赛步枪和不同型号的新编南洋警备军人数达到3000人，预备役民兵武装数量达到5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