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田租低，口钱、算赋二税高，此二税按人头数目收取。在东汉朝廷对基层失去掌控后，人头税就难以收取了，名义上则按每户收取赋税。

然东汉中央税收有那这几种，不代表地方没有私税，在桓帝时期起，地方州刺史、太守常私设税目，中饱私囊。

汉末乱世以来，五铢钱贬值，商品经济凋敝。刘备入主吴楚后，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将口钱、算赋折算成粮布，用来上缴中枢。

但是常年的作战，隐户的增加则是不利于旧税的发挥。今天下稳固下来，税收制度的改革，则是要变上一变。

“亮以为今时当废各地杂税，仅收田租及户税。承旧制，轻田租，重户税。行租调民税，可励民劳作，广开农田，多衍子嗣，以为人口繁衍。”

诸葛亮于堂内踱步，说道：“除此之外，当广收四州盐铁金铜等山海之藏，分设司金、司盐等职，行官山海之策。时亮闻成都有锦，名为蜀锦，价值千金，天下士族多喜之，可官营蜀锦，令其售卖于天下，以充军实。”

天下纷乱，仅靠农业税必然是不足以支撑军事的支出，唯有利用官营经济，将百姓必需品的售卖，纳入到收入当中，方能支撑得起战时的经济。

刘备捋着胡须，说道：“如按孔明所言，今新税之法，岂不似曹操赋税，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

“正是！”

诸葛亮躬身说道：“曹操虽恶，但其所行税制，颇有称道之处。亩收定额，税以户收，不计人数，行以户数计之。税收额定不变，则励治下之民，多垦田亩，多生子嗣。”

曹操不论是军事能力，亦或是政治能力都有可称道之处。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则可以追溯到曹操革新的户调制。

曹操户调制的革新，纯属迫于无奈。战争的进行，百姓的流离，人头税则是难以收取，唯有从户籍数量下手。

户税不变，田租低，如此的赋税制度，有利于百姓大量开垦荒田。毕竟收取的钱粮不变，则能激励百姓积极开垦，生更多的子嗣。

“亮以为主公治下可行‘平赀’之法，按民户富贫之分，统田亩数目，亩收一斗，再另调户税。”

诸葛亮向刘备拱手，说道：“行平赀之法，富者多缴，贫则少缴，申以厉法，百姓可有所得，豪强不敢违法。行官山海之策，赋税多出，府库当可充实，以供军资。”

平赀，户调制度的关键所在。即核查百姓的资产多寡，按照贫富差距，划分出下、中、上百姓的家资，富裕者多收，贫穷者少收，从而达到打击豪强的地步。

当然租户制仅是诸葛亮税收制度中的部分，诸葛亮对于豪强、士族的遏制手段更为高明，如诸葛亮之前强调的蜀锦。

将蜀锦属于是三国时期的奢侈品，平头老百姓买不起，唯有霍峻、糜竺、关羽等军功贵族，或是地方豪强、富商购买得起。

将蜀锦官营，则是意味着豪强购买奢侈品蜀锦，则是变向地向武汉缴纳高额税收，而不伤及普通百姓。

这便是诸葛亮与曹操的最大不同，也可以说是齐法家与秦法家的政治理念的不同。

齐法家手段温和，利用经济手段去为国家获取利润，如管仲开设妓院、诸葛亮国营化蜀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