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妈妈终于平息，陈见夏郑重地说：“我说我周末回去，是真的会回去。”

虽然六年来时常在新加坡和国内往返，但真要计算时间，她已经是常住上海了。但见夏对郑玉清的说辞始终保持一致——她大部分时间在新加坡，回国一趟不容易。

原本她留学项目的“服务期”就剩下一年没完成，父母并不清楚细则，不知道只要是新加坡企业便满足条件，更不知道她早就被外派回来了，以为女儿被钉在国外动弹不得，自然信了。

何况她一直往家里打钱。大学时候每个月拿的SM项目生活费都能省下来一些寄回家，工作后更不必说，所以人回不回来的，家人并不在意，陈见夏也乐得清静。

这两年不知怎么，忽然索要起了陪伴。

郑玉清再次听到陈见夏的承诺，放下了心，不哭了，说，礼拜五晚上还是礼拜六啊？礼拜天就走啊？

“不一定，我先回去再说。”

妈妈欢天喜地，又讲了几句，挂了电话。

Serena醒来时都快十点了，两人没说上几句话她便匆匆离去，整个人还没完全醒酒，晃晃荡荡走路都走不直，但为了赶中午回上海的高铁，必须回集体酒店收行李。

回程时她和见夏分别在两个车厢——HR那边新出了差旅费规定，定额报销制度取消掉了，Serena只能去坐二等座。

陈见夏收到了她发来的信息。她说听Peter讲了自己醉后失态都是Jen在照顾，还扛着比尸体还重的醉鬼回酒店，太丢脸了，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有种微妙的客气。

相比致谢，Serena似乎更想知道见夏将她带走时是几点，领导们喝尽兴了没有，她有没有说什么错话，她走了是不是让领导们脸上挂不住了……

见夏言简意赅：“没有。”

她订了周五晚上的机票，直接把登机箱带来了办公室。临下班前，CEO Jim那边忽然直接给她打电话，让她出一份本季度目前为止包含所有SKU供货渠道和毛利率的数据，要纸质版的，两份，嘱咐了好几遍要她亲自出，不要下面的人经手。

她隐隐觉得奇怪，但更多感到的是烦躁。临下班忽然要搞这个，出完正好赶上去虹桥的地铁最堵的时间。

搞定的时候她们这个区域只剩下Serena还在。陈见夏打电话确认了Jim在他20层的大办公室里，跑步去了打印间，将资料用带公司logo的白色A4大信封装好，双面胶封口，一看时间，再不走就要误机了。

她将信封递给了Serena：“Jim要的一些资料，你帮我送过去吧。”

Serena乖巧点头：“现在吗？我马上就去！”

周五晚上航班紧俏，公务舱都是全价，没法享福了。见夏紧赶慢赶终于在最后的登机广播前上了飞机，竟然是满员，行李架没有位置可放登机箱，她跟着空姐走完了几乎大半个经济舱，最后空姐说，我给您先放去公务舱吧，下飞机时候您顺道取下来。

或许是没想到小小一只铝合金登机箱那么重，空姐举箱子时失了手，还好陈见夏在旁边一直虚扶着做准备，及时托住了，箱子没完全砸下来。